港股配资诺奖得主古尔纳的黑暗之心，不堪回首的家园为何引发乡愁

发布日期：2024-08-09 08:36 点击次数：149

修订草案发布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近日有消息称，6月份国资委已经下文要求某些特定领域国企应当使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确有需要的可以使用现金、支票或者本票（银行转账、现金、支票或本票统称为现金方式支付）。不得以开具或背书转让各类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供应链债务凭证等非现金方式支付中小企业款项。虽然具体的执行政策还在研判阶段，但是业内人士已经开始思考：如果某些特定领域国企的非现金支付方式被直接叫停，意味着什么？

不得不说，我感觉我没读过几本比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87年的处女作《离别的记忆》（Memories of Departure）更残暴的小说。甚至他对残暴的轻描淡写一度让我感到不适。

小说开始的短短几页里，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哈桑已经描述了自己4岁时就被6岁的哥哥频繁强奸，这位长得很像父亲的哥哥在6岁被意外烧死之前，已经是个习惯性的强奸犯和小偷小抢的小流氓，他们坐过牢的强奸犯父亲毫无疑问是哥哥的榜样。很快，我们得知主人公受到的蹂躏并没有因为哥哥去世而结束，古尔纳展现给当年此类小说的目标读者——中产阶级英国白人——可谓相当奇特的社会景观：成年男性对童男的强奸，在这座“荒芜、抑郁”的非洲海边小镇（古尔纳并未在他的小说处女作中指明这是哪个非洲国家）似乎司空见惯，哪怕在学校的同学之间，区区一便士就可以用来购买指定他人“捡肥皂”的权力。今天的身份政治喜欢强调的此类身体、情感上的“暴力”，在《离别的记忆》里好像一种不成文的当地习俗，甚至成年后完全可以一笑而过。

很容易把古尔纳简单归类于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后殖民文学。这种归类当然没有错，因为古尔纳本人在写小说之外，就是研究后殖民文学的教授，对20世纪后殖民写作的心理机制应当有所了解。比如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上可能有游手好闲的诗人、动作缓慢的木匠，但奈保尔根深蒂固的上等人心理从来不会让他接受或者共情动物性的荒蛮；或者萨尔曼·鲁西迪各种飞来飞去的魔幻主义，本质基于大国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割裂心理——鲁西迪笔下的一切动机，包括暴力，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又或者爱德华·萨义德这样的在野民族主义者，或者与古尔纳地缘上最为接近的尼日利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的左派马克思主义思想，再或者同样得到过诺贝尔奖的J.M.库切小说里人性在种族政治中彻底泯灭的挽歌……这一切，对学院和上层社会里深爱鼓吹种族共情的学者来说，概念清晰、轮廓明确，相互照应，适合深度挖掘。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写作从一开始，设定的目标读者便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前殖民者。而不知是否能称为巧合，后殖民文学重要作品的作家本身都有很强大的人格，他们无论在自己的家乡还是移民后的家园，都成了社会名流和大知识分子，有些甚至成为“全民公敌”。在“东方学”盛行的20世纪下半叶，这股潮流的力量非常之强，对欧洲各国后来的社会形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古尔纳的小说缺乏过于明朗的政治议题，古尔纳这个名字，在他出人意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同样可以说在英国以外不为人所知。他不是社会名流，甚至不住在伦敦，也并不参与多少跟坦桑尼亚或者非洲有关的政治活动。如果说古尔纳的作品让人想到什么后殖民文学史里的经典，反而是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里库尔兹船长那句著名的“恐怖啊，恐怖！”

《离别的记忆》里，古尔纳之后作品里的大部分母题几乎都已经罗列出来。非洲独立运动的背景之下，即将成年的哈桑开始尝试离开他黑暗的家乡与家庭。古尔纳本人这样的桑给巴尔阿拉伯人，在独立运动之后，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法则。非洲黑人将一贯从事奴隶和其他贸易活动的阿拉伯人视作宿敌，而他们所谓的故土，那些阿拉伯国家，无论也门还是阿曼，根本不把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视作后代——“我们知道不能选我们自己人，不能选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不管肉眼可见的事实证据如何，还坚持管自己叫阿拉伯人的人。独立运动已经教会我们这国家的其他人对属于我们的那部分历史有多么暴力的仇恨”“所以我们选了个跟我们说话不一样的主席，出于慷慨，他也不太说我们坏话”“现在我们自由了。我们的领袖站在英国女王身边，一点都不丢脸。他极度肥胖，身体里装满了腐败、放荡、猥琐的权力烂果实，快要炸裂”。

这些政治上的观察，与小说真正的叙事相比过于清淡甚至无关。哈桑的父亲，一个真正黑暗的角色，总在酗酒和惹麻烦。哈桑在垃圾堆里找到自己喝醉酒的父亲，父亲看到儿子，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竟然强调自己强奸了旁边的男人。这煎熬的父子关系，直到父亲最后对儿子说：“你什么也不怕。你真是个好儿子！你厌恶自己的父亲厌恶自己的母亲厌恶自己的同胞厌恶自己的上帝……”

同性恋形象贯穿古尔纳之后的小说当中，《天堂》《海边》《遗弃》里都存在与《离别的记忆》相似的情节，如父子与兄弟之间的非自愿性行为，或者成年男人对幼童的强奸性行为。在古尔纳的小说里，桑给巴尔与这一类型的黑暗完全联系在一起，但与此同时，逃离黑暗的过程同样并不让人愉快。《离别的记忆》后半部分中，哈桑如其所愿逃离海边小城，去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从野蛮的乡下“进城”，并爱上了富人远房舅舅的文艺青年女儿。在内罗毕，哈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但舅舅发现两人的恋情后棒打鸳鸯，愤怒地殴打女儿，并把他赶出家门。哈桑黑暗的童年让他不安、自卑，迫不及待想要逃离，但这被扫地出门的耻辱经验，和古尔纳其他小说里之后在英国发生的被歧视、被孤立的情节一样，倒过来让哈桑开始想念甚至爱上自己的家乡。

说实话，我并不能真正明白（或认同）古尔纳想通过小说传达的乡愁主义，当然，乡愁主义，尤其是前殖民地移民的乡愁主义，是不可争辩的，如今充斥了西方世界的情感与政治动机。一方面，古尔纳赤裸裸暴露家乡的丑恶与黑暗；另一方面，他从情感上又完全离不开可能几十年不会回去的故乡，从未在新的土壤上找到自我或生命的意义。

作为一部处女作，《离别的记忆》不算很成熟的作品，但里面的情感之粗糙与原生态，恐怕比之后的作品更为真诚，具体表现在小说的最后，哈桑写给在内罗毕的情人萨尔玛的那封信。信里他告诉萨尔玛自己去当了海员，终于到了离家乡非常遥远的地方。但他——“总是在想家，想我的同胞，想他们过的日子。谁能想到呢？我从没想过我会想念那片土地。现在我害怕我会全忘了。”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作品中译本